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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景德镇瓷器的外销

作者:威尼斯人app    更新时间:2021-02-22 08:54

  清顺治七年(1651年),清政府控制广州。由于政局不稳,尤其是郑氏集团控制了厦门、金门和台湾,以此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清政府采取了严厉的禁海与迁海政策,官方对外贸易几乎陷入停滞。然而,清代前期,国外对中国瓷器的需求仍然十分巨大,占领台湾的郑氏集团和控制广东的平南王乘机分别控制闽、粤沿海的贸易,以“走私”的方式与洋人通商,平南王垄断对日贸易,每年出洋的商船在1000艘以上。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解除海禁,并于翌年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负责对外贸易事务,欧洲商人纷纷涌向广州。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规定外国商人只能在广州一口通商,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放海禁后,清政府在漳州设闽海关,月港衰落。雍正六年(1728年)闽海关由漳州移至厦门,厦门成为东南沿海最重要的对外贸易集散地。2005年在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屿头乡北侧碗礁海域发现一般清康熙时期的沉船,虽然被盗掘,仍然清理出景德镇青花、五彩瓷器17000多件,这些瓷器也是东南亚、非洲、欧洲各国博物馆中比较常见的器种,沉船出水中国景德镇瓷器,以实物证明了这条海上陶瓷之路的存在。除此之外,当时的广州也是景德镇瓷器外销的重要港口,以广州口岸为出口地的景德镇瓷器,利用赣江和北江水路进行运输,先从景德镇起运,经由昌江、鄱阳湖、赣江,经过南昌、樟树、吉安、赣州等地,到达大余。瓷器在大余改由陆运,越过梅岭,到达广东北部的南雄,在南雄再度上船,经由北江水运到佛山、广州。清代,葡萄牙人以澳门为中心,通过数条国际航线将中国瓷器转运至欧亚各地,中国瓷器对外贸易形成了以澳门为中心向全球扩散的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贸易循环网。1990—1992年,越南头顿省沿海发掘的康熙年间中国沉船,出水景德镇瓷器6万件(套)。1998—1999年,越南金瓯省沿海发掘的雍正年间中国沉船,出水中国景德镇瓷器约5万件。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因英国商人“洪仁辉事件”再度关闭了闽、浙、江海关,只允许在广州一个口岸通商,英国、法国分别于1685年、1698年在广州设立商馆。随后,荷兰、丹麦、瑞典等国家也于雍正年间纷纷在广州设立商馆,经营瓷器、丝织品、茶叶等中国商品。

  清代是景德镇瓷器外销到欧洲的繁盛时期,此时也是景德镇瓷器制造业达到巅峰的时代,不仅在工艺水平和器物造型上是空前绝后,在外销上也采取了较为灵活的运作方式,来样加工成为欧洲进口中国瓷器的主流,器物的尺寸、形状和图案在合同中都有明确的规定,景德镇的工匠只要严格按要求照样制作就可以。为了让景德镇制造出符合自己要求的器物,欧洲商人往往提供彩色画稿或模型,模型有陶瓷器、玻璃器、银器、锡器及木器等。还有些是在景德镇烧好素瓷胎后运到广州再加彩即所谓广彩,或运到欧洲后再加彩,总之是根据欧洲市场的需求来设计、制作。输往欧洲的外销瓷中,有些造型是国内罕见的,如带柄的杯、罐、碗类的器皿、船形或头盔形的调味瓶、咖啡壶和啤酒杯,按欧洲模型制作的鹅、鸭、鱼之类动物形器皿等等,都是专门为国外市场特制。在欧洲的各个博物馆中,都发现了大量的清代景德镇瓷器,清代外销瓷中以康熙时期的器形最为丰富,常见的棒槌瓶、凤尾瓶、锥把瓶、方瓶、梅瓶、葫芦瓶、将军罐、莲子罐、平顶盖罐、鼓式狮钮盖罐、花觚、盖缸、双耳盖缸、花口碗等,乾隆时期有茶壶、绣墩、成套餐具、带盖六方瓶、将军罐、盘、碗、人物雕塑和洋狗等。不少器形在中国传统式样的基础上,加入西方所喜爱的因素,创烧出具有新意的造型,比如,将军罐、瓶、莲子罐等器形明显比传统式样高;瓶口有多种变化,有渣斗式口、杯口;还有加双耳的,双耳杯、双耳盖杯、双耳盖缸、双耳盖碗;加双柄的有双柄盖瓶;还有把器形加以装饰和改造的,把瓶、樽等改作水器、灯具或在口、流、柄等部位加饰金属双柄、盖、链子等饰件。具有完全欧洲风格器物造型的有杯、汤盆、剃须盘、执壶、单柄壶、双口瓶等。奶杯,有大小数种,明代晚期出现,清代更为流行,有直筒式、直筒束腰式,有的一侧口部带流,多带有手柄。另一种高脚带柄杯,口部曲线有变化,有的还配有托盘,类似今天西餐具用于盛放汁料的器皿。汤盆也是欧洲人喜爱的餐具,式样较多,有椭圆形、长方倭角形、六方形、花瓣形、菊瓣式多种样式,多数配有盖。执壶造型似锥形,下广上窄,顶部有盖,很别致。

  17世纪以来,欧洲诸国通过它们的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进行贸易,输入西方市场的货品如茶、丝和瓷器,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的向往。这种对远方充满魅力的中国所产生的幻想,迅即在所有艺术领域中发展成为对中国事物的热潮。在18世纪,这种对“中国风格”的狂热达至巅峰,使遥远的中国大受影响,开始制作专为外销而生产的瓷器。这些瓷器的特色之一是其型制迎合西方人士的需求,其纹饰则是源自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景物,或是渗揉了欧洲人品味的“订烧中国瓷”纹样。这类瓷器品种丰富,个性鲜明,但数量并不大。在当时,“订烧瓷”的运作程序,一般是欧洲商人每年八九月到达广州后,把物品模本、画稿与定金一并交给中国十三行的买办,通过买办把订单送到景德镇,第二年再从买办处取回上一个贸易季的订烧瓷。由于“订烧瓷”成本较高,占用资金时间长,手续复杂,商业风险大,不可能成为当时外销瓷的主流产品,大多数“订烧瓷”是用作私人交易,有些则是商人及船员们作为纪念品或礼物。“订烧瓷”的装饰题材有西洋人物、肖像画、花卉、城市港口、田园风景、贵族生活、希腊罗马神话、历史传说、圣经故事、德国式纹样以及标示家族的徽章,也有欧洲设计师特别设计的式样。明代是“纹章瓷”的萌芽,明末清初达到了一个高潮,直到清代“纹章瓷”的定制数量达到顶峰,据文献记载,18世纪中国销往欧洲市场的各类纹章瓷约60万件,其中1722年运到英国的40万件瓷器中多数为纹章瓷。据瑞典学者统计,曾有300多个欧洲家族到中国订制过纹章瓷。至19世纪,大部分欧洲国家建立的制瓷工厂已成功烧制出适合本国市场的硬质日用瓷,对华瓷的需求迅速下降,正如长期在澳门生活的瑞典籍神父龙思泰(1759—1835 )所说:“这种货物现在出口很少。当东方产品最初绕过好望角被运往欧洲时,中国瓷器价格很高,船运靠它获得巨额利润。但它的制造方法已被查明,欧洲国家开始制造,并很快与中国瓷器展开竞争。欧洲瓷器还打进国际市场,在美洲、中东、北非都有欧瓷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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